一
张枣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写于年的特定时刻，个人“生活的踉跄”叠嵌于历史顿挫的巨幅之中，或许属于所谓“玄机当头，恒言受命，方能见一线生机”的作品，在语言关系、身心危机的调整之际，也贡献给当代诗一个原型式结构：
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
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
……
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我替它打开膻腥的笼子。
从敞开的胸肺，到孔雀开屏，进而血腥的条条肋骨，这几行诗有条不紊，扫描精神与肉身，让一个深度的幻视结构浮现，而这一结构得以成立，离不开诗人钟鸣的阐释。20多年前，在 的《笼子里的鸟儿与外面的俄耳甫斯》中，由内脏演绎而成的“笼子”，就被理解为“一种已受到怀疑和否定的生活方式和词语系统”。对于张枣而言，这个“笼子”就是母语，他既在其外，又在其中，但“并不完全是被禁闭在里面，相反，他寻求着一种可能，让笼子，不被冲破，至少也是变得对自己有利”。[1]
不言而喻，“笼子”象征了某种无法挣脱的系统，它既是写作发生的语言环境，又指向更为隐秘、也更为总体性的社会控制、文化控制。“在系统之中是不能反抗系统的”，钟鸣的理解多少有点悲剧性，“这很像卡夫卡形容的额，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而不是鸟儿逃离笼子”，但他也顺势给出了方案：“或许只有不断的警觉”，才能保证诗人不致被历史惯性吞噬，不致在笼中自我僵毙，让笼子“变得对自己有利”。张枣的做法，如诗中所说——“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依靠不断的自我分化、折射、对话，去闪避抒情自我对系统的配合，发展一种温柔、绵长的理解力。20年后，张枣离世，“通灵者”沦丧，钟鸣在《诗人的着魔与谶》中，又换用另一种表达：“写作究竟近似‘避谶’行为”，以至张枣不得不“病态的跳来跳去”，“逃离命运、旧窠。怎样逃，方式何许，成败如何，评价如何……这些才真正决定着写作的内在性，或内蕴”。[2]
借谈论张枣，钟鸣其实赋予“笼子”，以更深广的内涵。不同于韦伯式的现代理性“铁笼”，供鸟儿歌唱、跳跃的笼子，似乎更为无形，膻腥之余，也可能散发异香。尤其当“大众文化整体覆盖，电子传播攻剽城邑”，“老大哥”也早就从旧体制里退休，摇身变为东方化的“美学上级”，“避谶”式的“跳来跳去”，便不单为了瓦解固有的语言支配，狂欢于后现代式的语言嬉戏，更是为了“系统中的警觉”，于历史晦暗之中保留一点人性洞察，与20世纪之“恶”、与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带来的集体无意识作微弱抵抗。如果“没有真正的反环境和对真正罪恶的侦讯，除了词，还是词”，他甚至认为，白话新诗百年来可以说毫无进步可言。[3]有些遗憾的是，上面两篇文章流布甚广、影响甚大，但文字“弯弯绕”背后的伦理觉悟，似乎没有被太多了解。在我有限视野中，仅有诗人余炀的长文《诗歌界的“南北之分”——钟鸣诗评专论》对此有细致、深入的展开，[4]另外的一些同侪、后辈，更倾向将张枣作为“诗人中的诗人”谈论，在审美层面去把握他的诗艺、他的姿态，对话性的“知音美学”，结合共同体内部的交错回忆，服务于同行之间神秘的连带感。
……而你的声音
追上我的目力所及：“我，
就是你呀！我也漂在这个时辰里。
工地上就要爆破了，我在我这边
鸣这面锣示警。游过来呀，
接住这面锣，它就是你错过了的一切。”
《春秋来信》的这个片段中，“你”“我”各自突围，游泳于共在的“时辰”里，抛接一面响锣，做“无尽的转化”。这个场面很有喜剧感，那面咣咣作响的锣，多少有点“霸道”，张枣好像说过，在他们那一代人中，连温柔也要走极端，是一种“霸道”的温柔。
事实上，张枣生前身后，“跳来跳去”的写法、以及奋力突围之后的“无穷转化”，早已被普遍的信任、乃至效仿，或对接现代、后现代之虚无的可能性原则，或暗合颓废、放逸的传统文人姿态，区别于“启蒙”、“代言”、“经世之想”种种，确立了当代诗的基准线。换言之，“霸道”的随兴挥洒，也意味了“霸道”的自信满满，“反枯燥”、“反系统”已成当代诗界之主要意识形态。在钟鸣笔下，“枯燥”是诗歌的大敌，“反枯燥”也是一桩严峻的事业，因为“枯燥”具有笼子一般的隐蔽性，不是写得逸兴横飞、活色生香，就可以抵挡。20世纪激进文化导致社会心理的普遍粗疏、教条、专断、不求甚解，“‘枯燥’作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姿态，孳乳为大众文艺、甚至反叛文学的要害，只在极少数聪慧的诗人那里被繁复地攻击着”。对于一代人的精神底色，钟鸣十分在意，知道缺少内在警觉及人格支撑，“枯燥”会以颠倒的方式、甚至以“反枯燥”的方式延续下来，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逃离旧窠、很难“避谶”。余炀在他的文章中，也从自己的判断出发，大致列举当下诗界几种新型“枯燥”表现：
张枣的写作，可以说是对当下形形色色“伪道学”的一种挑战，具体到当代语境下的“伪道学”，不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经世”之思想——或为以诗救世之虚妄，或为缺乏思考的模仿服从，也不仅表现为一种超意识形态的集体狂欢式的大众文学，放弃了批判与警省，还体现为一种忽略了诗歌的现实处境视诗歌为反叛的浪漫主义幻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5]
在这样的环境中，“病态的跳来跳去”，由窥视、折射、进而“无边转化”的写法，会不会自我迷失？没注意新的笼子正从羽毛下面，呼呼地长出来？
上世纪90年代，钟鸣曾提醒诗人不要落入这样的圈套：“他或许能承诺一个诗人摧毁僵死语言的囚笼，但他却不能发现一只笼子又如何更隐蔽地把他装了进去”。在20年后的文章中，他开始检讨老友性格的缺陷——“祖国的诗界风尚一向为‘消极才华’所笼罩，爱丽丝漫游镜中，很难脱身”。钟鸣似乎暗示，张枣探索汉语写作的现代性，却因“诗对现实中精神层面的支配性框架早已解体”，又不得不迷失于文学现代性的幻境之中，误食了有病的水果，问题以生活失序和疾病的方式爆发，最终像所有人那样，“只是选择以何种姿势摔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个“谶”！诗人之离世、“通灵者之沦丧”，则标志了大众传媒时代、电子仿象时代更大范围的全民昏眩，亦即“枯燥乏味的再次降临”。作为笼子中的“鸟”，诗人如要保持持续不断的警觉，在跳来跳去地“避谶”之外，还要在心智上花费一些苦功夫，“盈濡而进，漫漫岁月，不断进行身体和语言的调整跟进”的努力，或许方能攥住“一线生机”。在这个意义上，对知音“诗学”的鼓吹，也就不只为提示文学精英俱乐部的门槛，而同时包含了某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时代感受，追问“词的胜利”之外，人性尚有多少收获。
二
拉杂引述钟鸣的张枣论，其实类似开场白，为了引出对一位友人近作的读后感，不是旁人，正是本篇的约稿人。今年4月间，哑石来信说正筹办《诗镌》，这个名字自然让人联想到新诗史上的新月派。在公众的想象中，新月诗人都是一副清风绮月的潇洒模样，脸上涂了雪花膏为布尔乔亚阶层代言，这样的认识实际有误。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等，也包括多半个徐志摩，反对感伤、尝试土白入诗、热衷戏剧性情境，这些都和当代诗人的趣味不远。年，这伙人在《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虽然前后不到两个月，却是“ 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他们试验的格律化新诗，不乏轻柔悦耳之声，工稳美丽之形，但主流作风还是盘根错节、用韵谨严，加上诗歌主题的普遍社会化、*治化，《诗镌》时代的作品，不少像披了厚厚的外套，用粗大、火热的针脚（韵脚）缝制。在当下诗坛一派“嘉年华”的氛围中，重新征用“诗镌”之名，是否暗示编者有意调动一种严肃、恳切的新诗传统？
事实上，哑石的写作也给人类似印象：多年来，一直扎紧篱笆，在自己分内“诚心诚意”（也是“正心诚意”）地工作，早已是当代诗西南方向上一座重镇。前几年的组诗“曲苑杂坛”，相当引人瞩目，在蜀地方言的诙谐念叨中，引入北方曲艺的铿锵精神，诗写得锣鼓喧天，将市井琐事与社会*经杂煮乱炖，就像他在诗中说的，天地之间，权且作一张语言的大案板，“精神和肉体，统统剁成了精肉！”（《晦涩诗》）诗人批评家一行的哑石蒋浩合论，对此有非常深透的分析，不仅揭示其与相对性之时代精神的对应，也为“语素关联”或“混搭措辞”一类技术，提供操作手册一般精密说明。[6]读了这篇诗人合论，心下佩服不已，同时又觉得，哑石“荒腔走板的戏谑性”写法，与张枣“病态的跳来跳去”多少有一点接近，技巧难度超 ，但将世俗生活无尽转化到语言中，这大致仍属于当代诗的“规定动作”。
最近，偶然读到了他年的一批诗，包括《伺奉》、《小心来路》、《喜鹊的眼睛》、《丙申猴年春分午后，与妻漫游温江近郊赏油菜花》、《恍惚的 》、《早高峰》等，整体的感觉稍有不同，在漂亮完成“规定动作”之余，作者似乎还另有主张。因为没时间系统阅读、比较，这个印象不一定准确，但当时个人的会心及惊喜，是肯定的。这组诗依旧开阖自如，但跳荡的、神经质的“碎碎念”语风，似乎得到了主动的抑制，向语言“无尽的转化”的速度也慢下来，句群回落到一个更为常识性的世界中，比较近距离地观察、体贴。但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风格调整，而是包含一种文学意识上的摸索、分辨：
去寒风管制的谁谁谁坟头，
献上一株红山茶，如在
晨雾的梦里但其实不是梦里，
她叫林昭，还是叫萧红，
取决弯腰时不同角度的唏嘘；
——《伺奉》
在诗人无法作为思想家、先知出场，为大众启蒙、疗救、代表良知的时代，“花费相当多的精力”，调节自身和文学的关系，在钟鸣看来，是当代诗“主体和意义最深刻的一种关系”。《伺奉》一诗或者也可如是观。诗人在词语的星空之下劳作、写字，同时又“乘坐校车/往返于两个山雀型校区”之间，但两个过程不是总可以相互转化。校车在山道上慢性，诗人在句子里用典，上引一小节，暗中对话于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多年前臧棣曾有《一首伟大的诗究竟可以有多短》一文，借这首四行小诗，阐发远大的新诗理念。读到这几行，这些新旧火焰自然会掠过面颊，但“默念修辞/也抵消不掉车行崎岖的事实”，哑石似乎强调存在某种无法抵消、也无法被转化的现实感。这并不是多么新鲜的主题，包括对造作文学自我的善意揶揄，更重要的，是后面说给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们的一句：
……“墨水，
哦，墨水，足以用来哭泣！”
事实是解决问题本身将成为
问题……
在笼子中，“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这是当代诗歌普遍的精神境遇，问题在于，“突围”本身已是时代疾病的一部分。这首带有“元诗”行为的作品，没有像一般同类文字，沉浸于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感伤冥思，而是将听诊器伸进文学生活的内部，探问“词”对“人性”可能的遮蔽、简化、放纵，“祛魅”由是连带了一点较真的严肃：现实的杂碎中还能剩下一点什么、一点不能抵消、不能转化的东西，浇筑脆弱的自我模具（“精巧如水母的微醺”）。这首平实风趣的诗中，我们能感觉到：当代诗的警觉器官，又一次打开了。
当然，“病态的跳来跳去”时间久了，总会露出点疲态，相对于“无尽的转化”，要求回到日常、回到现实，要求某种美学及伦理上的凝定感，是近年来诗人群落中一种常见心态。哑石的写作同样取径世俗，同样有回归“安稳”的迹象，可他的“警觉”表现在，世俗生活尚不是一个可以自明的领域，不能简单依靠“俗”与“圣”的反差与混杂彰显自身。毋宁说，尘世中的诸般“化现”，仍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情感、认知方式之外，其中的喜悦、难处抑或隐衷，并不那么容易被说清。这正如诗里写到的杜甫的不容易：
他的忧喜，比神所忧喜的，具体多了，
但也可能更严峻。现在看来，
修水筒，树鸡栅，写诗，为诗立规矩，
确实是他杜家的事，旁边真能
插上手的，并不多。……
——《水明楼》
哑石知道这项工作的严峻性以及趣味性，作为一项非规定的“自选动作”，现当代诗的操作手册也没提供太多指南，所以才要耐下心来，耐心刻画场景、人物，尽量画痕清浅又不失层次，因为“雨过新痕，我们都懂得折磨的小分寸”。在一个“主要看气质”的时代（诗歌界也是如此，上进诗人比赛谁的侧影更“策兰”一点），哑石这样的作者，好像更愿意邋遢一些，只要内心的丘壑在，写诗不妨像趿拉着拖鞋，行走市井之间，不期然却走出一种新节奏：“爱民主、爱自由、爱缓慢的春笋”。（《插花艺术》）不同于“曲苑杂坛”里“咙咚咙咚呛”的鼓点，这样的节奏散漫、正派，“施施然”，给出了当代诗中久违的人物感，以及根本就欠缺的社区性。在《喜鹊的眼睛》中，哑石像一个调研员带着我们走进一户单亲家庭，让我们看到“这么个人”，访问她的履历和现状：钢铁企业即将失业的职工、天天为儿子操心煮饭的母亲，诗人开始考虑能为“这么个人”做点什么：
可以说，她能向社会输出的技能，
别人赠与她的，都相当陈旧。昨晚，
她看电视剧，上床前，进厨房，
从冰箱里拿出一捆竹笋，可能
被防腐剂泡过，现在该放进清水里……
如此聚焦一个人物，堆砌细节，却没有一丝的叙事性沉闷，哑石构造了一个透视性的、可感的场景，仿佛能让我们闻到“一捆竹笋”的湿润清芬，但“她能向社会输出的技能，/别人赠与她的，都相当陈旧”，我感觉是极其沉痛的一句，其中的社会感知不只萦绕特定的阶层，这首诗的作者和读者，或许同样深陷其中。
我想诗人的警觉，让他绝无消费底层的意识和潜意识，“这么个人”其实也是许多个人，也包括你我在内，无论在私人及公共生活的变动中，还是在语言中，多数情况下是无法与时俱进的，也是不能被转化的。虽然“这么个人”，“对离了婚跑销售的/前夫不太在意，，对疯川普能否/当选美国总统更不感兴趣”，独自面对“似是而非”的困窘，但这其中的反讽需要玩味。“不太在意”、“不感兴趣”，恰恰暗示“这么个人”其实也在历史变轨的巨轮之下，为她不在意、不明了的力量左右，她的困窘、她的似水流年，深深嵌入30年来“变轨”所形成的*经、文教结构之中，正像看不见的笼子，长在了鸟儿的羽毛之下。因而，与其说这是一首社会关怀的诗，不如说是一首充满社会理解力的诗。诗“能为这么个人”、能为同样嵌入各类纵横结构而不自知的我们，做点什么呢？
“装上喜鹊的眼睛”吗？给出一种诗意关照的方法，漾起内心隐秘的波澜，扫描并破解“一片粼粼波光呢”？这其中存在矛盾，明知“解决问题其实已经成了问题本身”，墨水的哭泣换不来什么，在诗中怎能轻言救赎、豁免，安顿身心？诗或许是一只喜鹊的眼睛，清冽细长，能兴味盎然地捕捉、曲折入微来揭示。那换个角度看，“这么个人”的出场，也让诗不得不戴上一幅眼镜：“这么个人”就呆在那儿，不被转化，也无法跟进，卡在私生活与公共历史的缝隙里，却能联动霞光与国际，方法提供了一个机缘，让笼子里的诗和人反观自身，警觉不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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