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忆者：匡维

职业/身份：教师/博士/南昌大学

坐标：云南·临沧

老友匡维，最近开始被我从“匡老师”的称呼改为“匡老”。姓之后冠之以“老”字，与“老”之后冠之以姓，截然不同：后者不过与“师傅”一类称谓等同；前者，凸显的则是卓然的江湖地位。匡老于我，即是后者的意义。

既是同学，又同在高校工作，有时，我颇羡慕她，能执教于一所高校之中。学生的层次，往往或激发、或抵消一个教师的热情与才情。平日见她与学生之互动，尤其在教、学、研中的砥砺与碰撞，是很能让我羡慕乃至嫉妒与恨的：我纵然想，但总不得其法、其人。——虽说“有教无类”，终究学生与学生之间，本科与专科之间，名校与不入流的学校之间，存有天然的落差，这是几无可争辩的事实。无它，每每临渊羡鱼，只得退而结网，化为一丝对学生、对教育的未泯良知与责任，尽己所能，以求自己带携的学生，终不至于与时代、与它校相去甚远。

我时常将匡老当作一面镜子，映照自己的懒惰、粗疏与行动力的欠缺。匡老也常批评我，说我经常存有知识精英的“中心主义”立场，譬如，早年扶贫日记中的《自卑的乡村》，即被她认为实际情况恐怕并不如此。此次的云南临沧之行，匡老尚在村中，即正告我：我要写一篇东西，《大山的自信》。我下意识地反应道：“做批判叙事么？”她答：“不是，算是反身性思考吧。”

稿件发过来，我细读了一遍，并与匡老进行了对话。匡老认为，大山项目拿到了民生银行50万的资助，这是大山“自信”自生与成长的结果。我则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尚待观察：“是输入的自信，还是自生的自信？”在我看来，大山的自信，很有可能源于在一个相对长久、封闭的环境之中，因为对文化资源、记忆资源的凭恃与敬畏而生发，在其未遇外界侵蚀之前，得以保护并及时地从外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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