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铜会得白癜风吗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254067.html作者=彼得·J.鲍勒、伊万·R.莫鲁斯译者=朱玉、曹月来源=节选自《现代科学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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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科学从来都没有被那些自称主流或者专业科学人员的人完全掌控。在讲座、展览、著作和后来的电视节目中，总是有一股重新定义、重新划分所谓科学的趋势。科学的读者和观众从来都不是被动的。相反，他们积极参与科学问题和科学事业，用科学解决自己的议题和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看，广义上的通俗科学一直是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同的群体为了什么样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合法的科学你争我抢。我们看到，不论历史上通俗科学通过怎样的方式被呈现，其呈现者都试图让通俗科学符合自己的所思所想，仿佛通俗科学就该是那个样子。有些通俗科学的出品人曾经创造出许多被主流科学从业者排斥的科学活动。在许多方面，现在我们认为正统的、可接受的科学都是过去这些辩论和争斗的结果。从我们现代的角度看，“科学”和“通俗”两个词放在一起好像很不协调。我们经常把科学看作通俗的对立面，它是非常高深的、专业性的活动，需要多年专心的训练才能进行。人们脑海中的通俗科学可能是电视节目里的“惊奇科学”环节或者《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但是夸张地慨叹 带来的小玩意儿似乎和我们所知的科学活动相去甚远。从这个角度看，通俗科学似乎是科学家真正工作的外围活动——仅仅是向大众传播简化过的事实、理论和应用，不会将“真家伙”告知大众。科学和科学家也经常被认为是远离大众的。科学的发言人公开表示担心“大众对科学的认知”，然而这句话大部分时候只意味着大众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以便真正的科学家可以安心工作而不是被要求参与社会事务。每当科学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时，总有人批评科学堕落成了俗事。科学家参与大众事务似乎会影响他们的本职工作。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脱离通俗文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科学从未淡出大众视线，现在也是如此。为了守护自己的领域，科学家一直都注重积累除了同僚和后继研究者之外的受众。无论如何，科学是（或应该是）相对少数的、文化上与世隔绝的一批高级技术专业人员从事的活动这种观点是相对晚近才出现的。进入19世纪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众还在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 研究，这被普遍视为文化的标志。文学杂志和报刊定期撰写关于 发现的报道，评论 的科学畅销书，就像在谈论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文化批评家C.P.斯诺（P.C.Snow）在他的争议性作品《两种文化》（TheTwoCultures）中对上述普通文化语境的衰落有一段 的描述。然而，关于普通文化语境的范围则还有待讨论。大众参与科学从来不是大规模的活动。我们也需要注意，斯诺所谓普通文化涵盖着各种观念，如什么是科学、科学活动应该如何进行，以及科学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应该如何。史学家习惯把通俗科学当成正统科学之外的活动。通常的研究模式就是研究传播。科学是专家的心血结晶，它通过各式各样的媒体，如书本、讲座、博物馆展览以及现代的电视等媒体传播给大众。这样看的话，科学传播的过程对科学本身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没有任何影响。更近些时候，史学家开始重新考虑科学和通俗文化之间，以及科学家和科学受众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认为受众对新科学知识的产生有主动的影响，他们并非被动地接受。科学家选择用什么方式给不同受众呈现自己的成果,用什么语境表达成果，会极大影响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仅如此，受众自己也会主动地阐释、重新定义自己积累的科学知识。从这个角度看，研究通俗科学 会涉及科学的真实内涵以及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史学家在不同语境下研究通俗科学。他们把目光放在那些公开展示科学活动的地点，如演讲厅和展览馆。他们着眼于科学与大众沟通的媒介，如书籍、期刊和电视节目。他们研究科学知识传播给大众的诸多方法，以及不同的受众接受科学知识的不同方式。史学家也研究某些特定的科学在不同时代使自己变流行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会深层次讨论的案例包括19世纪上半叶广为流行的催眠术和颅相学。从现代的观点看，上述科学活动可能是伪科学——根本不是科学；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上述两种科学在其全盛期拥有极大影响力。这两种科学的支持者摇旗呐喊，声称它们是真正的科学活动，那些认为它们是假科学的反对者明显是想让科学远离大众。从各方面看，通俗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科学是如何被隔离于其他文化之外的，以及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人们如何不同地划分科学和文化的界线。讲堂文化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看到16、17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然哲学活动的中心从大学转移到了更通俗、更文雅的环境之中。弗朗西斯·培根等哲学家认为自然哲学家必须是世俗中人而不是山林隐士。为了跟上这种将科学视为市民文化一部分的潮流，自然哲学家积极地扩展自己工作的新受众。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如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和林琴学院等一批科学团体成立，并表明它们的目的就是让科学融入市民社会。在公共场合为有名望的见证者演示实验成了新知识得到认可的重要一环。自然哲学的新受众在社会上层和中层中不断发展起来，公开讲座也因而成了新一代自然哲学家潜在的收入和名誉来源。英国牛顿派自然哲学家明确把自己定义为“大自然的传道士”，他们也肩负着将牛顿学说广泛传播的使命。对于这些科学家而言，讲座既有道德上的责任性，又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到了18世纪初，自然哲学讲座的主要地点就是不断增多的咖啡馆。一项研究显示截至年，伦敦已经有了家咖啡馆。在17世纪后半段，咖啡馆成为信息（一般是金融方面的信息）快速传播和交换的中心。科学家的资助人有银行家，也有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商人，甚至包括队伍逐渐庞大的雇佣文人。人们到咖啡馆去获取 新闻、金融内幕消息，或者去说服潜在的赞助人某些新发明或新玩意儿很有价值。劳动者可能会到咖啡馆里读读报纸。来自各行各业的顾客成了新潮科学讲座的 听众，因为这些人渴望各种新知识和信息（Porter，）。进行巡回讲座的自然哲学家基本上会开展12次到24次的讲座，他们的演讲基于牛顿学说和机械论哲学，并且通过现场演示、使用 设备（如空气泵和电气设备）来使自己的讲座充满趣味。关于机械论哲学的讲座和现场展示自己的实验操作能力同样可以展现他们的能力，吸引潜在的赞助人资助他们的新发明或者项目（Stewart，）。约翰·西奥菲勒斯·德萨吉利埃就是通过公开讲座成名的实验派自然哲学家之一。作为忠诚的牛顿派哲学家，他在讲座上讲述电和自然的其他力量，以论证牛顿关于神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论。让自然的力量为人所见，也就是让人们看到上帝无处不在。德萨吉利埃充分利用 实验技术去打动咖啡馆的听众，如制造震波、展示电磁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利用电气设备制造火花。这些出色的实验不仅让德萨吉利埃成为有名的自然哲学家，还为他吸引了不少潜在资助人的注意，如钱多斯（Chandos）公爵等。全欧洲各地的科学讲座相互竞争，展示自然力量的精妙实验也不断涌现。在法国， 的巴黎科学公共讲座讲师让·安托万·诺莱（JeanAntoineNollet）利用莱顿瓶制造了巨大影响，莱顿瓶制造的电流让加尔都西会修道士和王宫守卫都慨叹不已。德国电学家格奥尔格·马蒂亚斯·博泽（GeorgMatthiasBose）以及英国咖啡馆讲师本杰明·拉克斯特罗（BenjaminRackstraw）都宣称自己可以为观众“宣福”——就是让一位观众在黑暗中发光。如此这般神奇的科学实验吸引了欧洲各大城市的观众争相参加科学讲座（Heilbron，）。让·安托万·诺莱（JeanAntoineNollet）
在不列颠群岛，开展通俗科学讲座的热潮很快从伦敦扩散到各地。巴斯等赶时髦的城市很快也涌现了本地讲师开办的科学讲座，而且这些城市有许多有钱人，所以不少大城市的科学家也慕名前来这些城市开讲座。 科学实验表演家詹姆斯·格雷厄姆起初就是一个科学讲座讲师兼实验表演者，他用许多精妙实验展示了电的神秘力量。到了18世纪80年代，格雷厄姆已经成为伦敦最 的实验表演家之一，他对那些想要在他的婚姻与健康圣坛里使用“天之床”的人收费每晚50磅。在纽卡斯尔，曾任当地文法学校校长，后任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詹姆斯·朱林（JamesJurin）从年起，开始做针对当地实业家的自然哲学讲座。18世纪40年代，德萨吉利埃本人也在纽卡斯尔向实业家做科学讲座。本杰明·马丁（BenjaminMartin）等巡回讲师游历于各城镇，他们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讲座信息，并且根据当地人的需求设计讲座内容。德萨吉利埃等科学讲座圈的大明星有时甚至会被邀请去国外开讲座，例如18世纪30年代，德萨吉利埃本人就一直在荷兰开办讲座。随着时间推移，科学讲师的讲座内容变得夸张，为了吸引新